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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生产企业负有对自己产品的处理责任，可以自行进行废旧家电处理，也可委托有资质的处理企业处理。家电经销商和售后服务机构将有义务回收废旧家电。
个体工商户型的回收业者也应将回收的废旧家电交售给有资质处理企业，与处理企业签订委托回收协议，严禁拆解、拼装并自行销售。处理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对回收的废旧家电进行分类检测。对经测试、维修后达到旧家电安全标准的，应贴上再利用品标识后再出售。
海淀后八家、昌平东小口等地的小贩，把回收来的电子产品先进行维修，把有使用价值的返卖到中关村、四元桥等旧电器市场。其余的电子废弃物经简单拆解，被转运至广东汕头贵屿镇等地，进一步提取其中的金属成分。
距离北京中关村不远的前八家、后八家村一带，俨然成了电子垃圾的“天堂”。一些外来人员，从各居民区、临街的公司和单位收来电脑，能用的就卖到二手市场，不能用的就拆了，零件凑够一车后运往广东。一条收购、拆解、提取有用金属的灰色链条已形成。
不规范的电子垃圾回收方式，严重污染了水源和空气，不公平竞争使得正规回收企业“无米下锅”。环保业内人士透露的情况更让人焦急：虽然我国颁布了近十部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中对电子垃圾流向的问题，规定得很少，为电子垃圾的监管留下了漏洞。
1月20日至21日，记者对国内电子产品主要聚集地———北京市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建设，进行了实地调查。
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清华大学东南门出来，就上了双清路。过了城市铁道线，路西有片房挨房、院靠院的居民区，叫前八家村。前八家村汽车站对面有个大院，大门上横着“京海建材”4个大字。一进大门就见一堆电脑主机的空壳摞在一栋房子的山墙边。
老板是个三四十岁的胖女人，见记者过来，掏出一包烟，让记者。见记者不抽，自顾自地点上，喷出口烟，才问记者，可是有成批的机子要出手？
进了老板的屋，记者有些震惊。在这间二十平米屋里，几十个塞满电脑主板的麻袋和蛇皮口袋几乎顶到了天棚，地上是三尺高的从旧电脑里掏出来的各种配件，从里堆到外，只有门口一两尺见方的空地。记者问收的货都啥价？女老板用脚尖点了点地上的一个老式打印机，说，这种300K型的，只要能通电，300到350。见记者点头，又指了下旁边一个打印机，说，这种1600K型的，四五十一个。其他型号的都是三块六。
记者指着那麻袋里的主板，问：这些都是你们从整机上拆下来的？女老板说，也有收来的。记者问她收这些废物做什么？女老板笑笑：当然有用了，弄到南边都是钱。广东那边的人能从这些物件里弄出铜，弄得好的还弄出了金子和银子。
从窗子打进的光柱里舞动着灰灰蒙蒙的尘埃，记者突然感到一阵晕眩，问老板，你头不晕？老板笑笑：惯了。
离开“京海建材”，问街上店铺前的闲汉，后八家废旧电脑市场怎么走？闲汉摇摇头，说哪有什么电脑市场？这道边，这村里不到处都有收电脑的么？随便进哪家也能收了你想出手的电脑。见记者坚持去后八家村，他手一指：往北，见了后八家的牌子进去就是。
向北走了一站地，果然见道西有条小街，“后八家村”的牌子横在街口。这条东西走向的小街，路面没有硬化，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从这些房子里倒出来的水冻成了黑色的冰，又被午后的太阳化开，弄得路面湿糊糊的。
一进村，道边就有间收电脑的小屋，里面堆满了拆下来的主板，见记者吆喝掌柜的，一个冷漠的年轻女人从街对面的屋里探出身，问做啥？
记者迎过去，见那屋也是收电脑的，一个小伙懒洋洋地看电视。年轻女人问记者，是不是要卖主板？记者问价，女人说，论斤，“奔2”的28一公斤，“奔3”的32一公斤。记者问整机的价？女人说，要见货。小伙不耐烦了，说，你别问了，好的坏的一个价。
进了这条街，向西走，记者开始数街道两旁的电脑收购屋。街上不热闹，收电脑的屋子里的人也冷漠，就是来了客人也不主动搭话，那些看人的眼睛生分，还有几分猜疑。
离开后八家村，回到前八家村车站，有人骑着板车撵上记者。是个五十几岁的汉子，汉子骑的三轮车上啥也没有。记者疑惑，不认识这汉子啊。汉子露出笑容：你有多少电脑卖？记者吃惊，你怎么知道我要卖电脑？跟你一路了，说说咋个打算？
记者说，随便问问，了解一下行情，以后自己做了这生意不吃亏。汉子摇摇头，都是朋友，不必太小心，说完掏出张名片递给记者，上书：一次交往，永久朋友。从名片上记者知道汉子姓张。
几句话后，记者得知老张是河南信阳人，来北京做收旧电脑的生意。问他生意好不好做，他说，一两年前好做，他在后八家租了间房，每月房租不过两百元。白天出去收旧电脑，居民区，临街的公司、单位都能收到。
老张说，眼下他和小儿子在北京，做旧电脑回收生意。他收来的电脑要是能用，就卖到二手电脑市场，不能用的就拆了，零件凑够一车了，那种8吨的车，就往广东运。小儿子负责组织货源，联系送旧电脑的车。大儿子在广东佛山的一个镇子上，专门把收来电脑配件上的金属分类提取，不动手，只动嘴，下面有伙计们呢。
问他拆下的废料怎么处理？老张说，俺知道废料能污染水源和空气，可那不是俺能管的事！
问这村里做电脑回收生意的人多不多？他说总有几十个，这条街，见蹬三轮的，不管车上有没有旧电脑，干的都是这行当。操此行当的来自五湖四海，哪儿的都有。
记者问，不觉得街上的空气呛人？老张说，是不大好，挣钱么，不能太计较。再问就不怕政府管？老张惊讶：咱做得可是合法生意呀！就是去广东，咱租的车都是有手续的！
村子的对面是一片楼区，其中最漂亮的楼门口也有块牌子：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所。
自200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电子产品报废的高峰期。苏宁电器集团总裁张近东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600万台洗衣机，每年废弃的电脑超过500万台，淘汰的手机超过7000万部。而同时，世界上80%的电子垃圾被运到亚洲，其中的90%进入中国。
虽然，目前一些家电大卖场也已经推出回收废旧家电，或是“以旧换新”的活动。但采访中，很多市民都表示将沉重的家电搬运到大卖场，不仅费时费力，还要额外贴运费，因此很难接受。与之相比，“游击队”不但方便，还能在回收时自由报价，随行就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更愿意将手中的废旧家电出售给“游击队”。
来自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一台电脑含有七百多种化学材料。其中一半是对人有害的。一个钮扣电池泄漏后，可以污染60万升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用量。电子垃圾回收不当，既浪费资源也会严重污染环境。
近年来，国内相继建成了一些大型的电子垃圾处理厂。比如，2005年成立的青岛新天地生态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的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据该公司领导说，运行半年，回收的废旧家电总共只有5300多台，只相当于一期工程计划投资量的15%，企业一直负效益运行。
一边是正规电子垃圾处理厂面临收购不到足够废旧的电脑和家电，“无米下锅”；另一边是被空气污染的小作坊内，堆积着如山的废旧电脑和家电。
由于正规电子垃圾处理厂的环保标准要求高，处理设备质量要求高，成本自然高。而手工作坊不受环保标准的限制，在处理方法上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惟一目的。这些都导致了正规厂不敌小作坊。
一位环保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虽然颁布了包括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在内的近十部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对电子垃圾流向的问题，规定得很少，甚至对日渐庞大的“洋电子垃圾”进口，也没有完整的配套细则。这就为国内电子垃圾的监管留下了漏洞。
“特别是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的特许经营制度、经过简单拆解分类的电子垃圾的流向、拆解再利用应遵循的规范、对无利用价值废物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缺乏。”一位环保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前，我国出台的《废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提出了以“生产者责任制”为核心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但至今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城市还没有具体的强制性法规，要求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对产品的回收负责。
令人安慰的是，2004年公示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管理条例》，对回收处理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为：以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为目的，推行生产者责任制，建立多元化的废旧家电回收体系和集中处理体系，实行分散回收，集中处理，回收处理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
据国家发改委环境资源综合利用司负责人透露，该条例已进入审批阶段，有望在今年正式通过并强制实施。
“过去，我们对于电子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中的重要作用看得比较多，更多的是看到了电子信息技术在改造传统产业、提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过程中的‘倍增性’、‘渗透性’。现在，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了，我们要跟上这个步伐，一定要努力将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转变为最环保的、最节约资源的绿色产业。”从不久前信息产业部相关负责人的这番表态中可以看出，有关管理部门对电子垃圾回收业的认识，已经提升了一个高度。
蹬着三轮，挂着一块写着“回收各种电器”牌子的场景随处可见。令人尴尬的是，正是这样的回收“实体”构成了北京乃至国内诸多大城市电子垃圾回收的主力军。
目前，废旧家电回收和处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发进行的。电子垃圾中蕴含的经济价值，使废旧家电的回收无序、倒卖旧电脑行当繁荣的原因。
然而，规范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在北京市至今还没有广泛建立起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生产、销售、使用三方一体的回收处理机制无法形成，从而造成目前电子垃圾回收曲高和寡的局面。
3月1日，有电子产品环保“绿卡”之称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即将施行。在余下的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环保体系接轨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成为摆在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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