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上午，WeWork联合创始人、首席创意官米格尔麦凯维(MiguelMcKelvey，下称“米格尔”)走进北京亮马桥一间酒店的会议室，他一副“普通青年”打扮：棕色的短发略卷，留着络腮胡，休闲西装里穿件灰色T恤。由于个子特别高，在条桌前坐下时，膝盖不小心磕到了桌梁，他皱眉揉了揉，露出很疼的无奈表情。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自从公司决定进入中国市场，他就开始往返于纽约与上海、北京之间。但与那些健谈的硅谷互联网精英不同，学建筑出身却创办了共享(联合)办公鼻祖公司的米格尔走路说话都不太着急，眼神也不犀利。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自己并不是“极客”(geek)，下班后连手机都很少碰，创办WeWork于他而言，只是做了件“对社会有价值的”、“酷酷的”事。

　　尽管米格尔表现得十分轻松惬意，也在积极推进WeWork扩展中国市场版图，但风口之下的中国市场，这类公司实在是太多了，亦不乏一些热闹开局却惨淡收场的。如何将WeWork在国外市场的口碑和影响力深植中国市场，避免走上打车领域Uber的老路，或许是年轻的米格尔需要切实关心的。

　　“这家WeWork办公楼和我之后参观过的那些一样，四周是一圈镶着玻璃墙的小型办公室。很多办公室里挂着科技味儿十足的名牌Blipit、Znaptag，但在里面工作的有律师、非营利机构、电影制作人、政治顾问和一个牛肉干品牌。我所在的工作区灯光摇曳，有点像美食酒吧的调调，在装饰上辅以深色木材和皮制扶手椅，配了一家酒吧，它的墙面上贴着酒瓶障眼画墙纸，里面放着任人饮用的小型啤酒桶。”这是自由撰稿人安德鲁赖斯(Andrew Rice)在《彭博商业周刊》上描写的场景。

　　当时，他选择了一个350美元的“公用区畅行”会籍，获得了可以使用WeWork遍及世界各地的办公场所的权限，下载了它的iPhone应用程序，在纽约曼哈顿瓦里克街的一家WeWork预订了一个座位。第二天，他就已经坐在座位上敲键盘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享办公场景。目前，全球有超过9万名会员在WeWork“一起办公”。

　　WeWork的故事要从本世纪初开始讲起。2001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犹太青年亚当纽伊曼(AdamNeumann)跟随当模特的姐姐来到美国，2008年，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码头区的一处工业建筑里经营婴儿装公司时，想要将办公室的一角转租出去。最终，他招来了俄勒冈大学毕业的建筑师米格尔。

　　米格尔也不是个“没有故事的男同学”。他本科学的是艺术相关专业，但他没有继续等到研究生学习，就转到了俄勒冈大学。开学前的暑期，他什么都没做，专门看建筑方面的书。在学校“混了两年”之后，他开始全情投入令他兴奋的建筑设计当中，一天花14小时在工作室里。

　　1998年大学毕业后，米格尔带着1500美元来到东京。吃了两周寿司，在城里的酒吧逛了一圈后，开始着手为日本当地人翻译美国流行歌词。当时美国流行舞曲女子团体TLC有一首歌非常流行，叫《小矬男走开(NoScrubs)》。Scrubs这样的俚语当地人很难理解，这为米格尔的业务找到了突破口。

　　彼时互联网大热，用米格尔的话说，有很多人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主意就获得大量投资，创办公司非常流行。于是他也做起了时代的“弄潮儿”，和一个童年时的小伙伴创办了供人们学习英语的社交网络(当时还没这词儿)“English,Baby!”这个旨在帮助人们学习英语、寻找朋友的社区后来取得了初步成果，有了25名员工。但米格尔没有满足，他决定到纽约追逐他真正的爱好：建筑。可惜现实略骨感。他进入了一个三人组成的小建筑团队，每天干些“来回取支架做书柜”、“检查老鼠问题”之类的活儿。

　　直到遇到了亚当。这对分享办公室的“室友”先是将位于纽约DUMBO区的一处空置楼盘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拎包入驻”的环保办公空间，随后又于2010年在纽约SOHO区共同创立了联合办公空间WeWork。当时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纽约的公司们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办公室租价还处于低位。后来随着经济转好，企业业务扩大、加大招聘，办公室需求也强劲起来。

　　随后的故事便家喻户晓了。WeWork与Uber、Airbnb一样，成为了全球共享经济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公司。WeWork近日提供给第一财经的最新数据称，目前该公司的120多个空间遍布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柏林、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全球会员数超过9万名，企业会员超过1万名，员工超过1800名，单伦敦Moorgate一个空间就有3000多名会员。

　　人们对这样的成功大惑不解。当WeWork获得投资、估值达到50亿美元时，亚当曾这样分析过公司成功的原因：WeWork与那些共享经济独角兽公司一样，都是顺应趋势潮流而出现的。正如Airbnb刚好在人们需要短租公寓的时候出现，Uber刚好在人们需要更快捷方便的交通手段时出现，WeWork正好出现在一个崇尚自由移动生活，渴望与同类型的人抱团的个性化时代。米格尔则在后续的采访中对媒体强调，并不是无线WiFi或空调使这些企业主成为WeWork的拥有者，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其服务体系，是与其他的梦想家交流之后的顿悟时刻，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

　　如今，亚当是WeWork首席执行官(CEO)，米格尔为首席创意官，两人都是年轻的父亲。亚当仍然身材修长，留着一头长发，眼睛深邃发光，在媒体镜头前健谈而充满活力，总像刚从健身房里走出来似的。高大魁梧的米格尔则安静许多。他做着自己最爱的“老本行”，为各个WeWork项目把关建筑设计。

　　第一财经记者问及两人处事风格的区别。米格尔笑着说：“我们俩差别还挺大的。亚当一直大胆、果决，积极推进公司的发展、改变和扩张，他非常雄心壮志，总是从大处着眼，思考问题也很长远。”说到自己，他想了想，很认真严肃地说：“我比较内敛、淡定一点，主要想着如何用对的方式把事情做好，走好每一步，谨慎决策。”

　　眼下，米格尔和亚当一样，在全球很多城市飞来飞去。至于在中国，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他觉得上海“很酷”，“后来我发现北京也是一座很不错的城市”。

　　米格尔说这番话时，WeWork中国区总经理卢书成坐在他的身边。卢曾供职于GE、微软、戴尔和百度等公司，有20余年的高管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人，出生并成长于北京。去年7月，WeWork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第一站是上海。今年进入北京，被WeWork视为其在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截至目前，WeWork在12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建立了120多个空间，并在入华的8个月里，在上海确定了5个空间，此外，还在北京布局了光华路、慈云寺两个空间，并将下一个北京的空间选定在了望京。显然，这家估值超过160亿美元(以去年3月那笔投资计算)的公司正在加速扩大中国市场版图。

　　卢书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城市，寻找扩张机会。他的使命是让WeWork中国成为一家成功的“GLOCAL”公司，即“全球本土化公司”。

　　为了适配中国会员需求，WeWork设置了一系列中国会员“福利”，包括为会员提供五折的健康医疗保险、吃喝娱乐休闲等消费折扣等。卢书成说，由于不少中国会员会用Windows系统，他们随即决定为他们提供购买Windows系统的办公软件的折扣。

　　WeWork还用自己擅长的设计来拉近与中国会员的距离。第一财经了解到，WeWork在上海的第一家店借鉴上海的弄堂文化，使用了大白兔奶糖这个典型上海元素作为设计主题。而在北京光华路的WeWork空间，则用到了中式园林景观的设计。

　　虽然WeWork的模式不以地产为逻辑，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与房地产相关的平台公司，它也在顺应中国房价的变化。WeWork入华的2016年，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飙升，伴随着住宅价格上扬，办公物业的价格也明显上升。对此，卢书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WeWork旗下空间的会员服务费用各异，定价时会充分考虑到物业价格因素，也会结合设计等方面的成本来定价。

　　与中国开发商的合作也在进行中。2016年11月，WeWork和远洋集团达成了基于营业收入分成的地产战略合作协议。前者提供品牌、设计、社区建设、数据信息、全球会员网络资源以及运营支持，后者提供地产物业、本地化运营以及资金支持。WeWork在北京的前两个空间，都是与远洋合作。除了远洋外，泛海、绿地等公司都被传有与WeWork战略合作意向。

　　上述在曼哈顿体验WeWork办公桌的安德鲁称，如果按面积计算，租用WeWork的办公室不算便宜。在其入驻的那幢办公场所，一个4人间办公室的月租金为2200美元起，而开放式工作区的一张专属工位月租金为400美元。但好在WeWork可以提供灵活的月租条款和创业者非常看重的附加服务;福利提供商TriNet可以提供实惠的健康保险;摩根大通银行提供付款管理系统服务;亚马逊网络服务则提供了打折的主机托管服务。在单枪匹马的自由职业者看来，相比租一个大一点的公寓或者蹲守在咖啡馆里，在WeWork购买会籍恐怕是更划算的选项。

　　首先，随着共享经济理念在中国传播开来，国内联合办公产品遍地开花。经历了2015年前后的蓬勃发展期，国内联合办公产品逐渐走向供给过剩。行业已经开始洗牌。去年上半年，深圳“地库”孵化器和深圳老牌孵化器“孔雀”告别市场，10月底，北京Mad Space众创空间宣布倒闭。《2016北京市众创空间蓝皮书》的统计数据显示，就连创业氛围最浓的北京市，都有超过55%的众创空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因此，与它中国的追随者们一样，WeWork眼下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倘若创业大街的咖啡转凉，联合办公空间要如何应对需求的萎缩?对此，米格尔似乎并不担心。他表示，WeWork社区里的客户涵盖各种产业，公司规模也大小不一，不仅有初创企业，也有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客群多样化是WeWork的强项。卢书成进一步表示，在美国，全球500强公司里约有10%是WeWork的客户，大公司会员反而是其会员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

　　跟大公司合作可以使WeWork客源更加稳定，但是这是否会打破WeWork的文化平衡感，影响其引以为傲的多元、共享的社群归属感?这也是WeWork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前期倚靠联合办公概念发展起来的本土公司中，有一些已经形成了规模。SOHO中国的散租产品3Q，以平台运营为思路的优客工厂，以社群为基础的方糖小镇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3Q自身拥有物业，有成本优势;优客工场背靠创投基金，有资源优势。而方糖小镇在创办前，其创始人已在空间运营方面深耕了8年，积累了庞大会员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业口碑。

　　同为全球共享经济领域里的“翘楚”，Uber和Airbnb先后入华，但在中国市场表现均不如本土对手。前者离开中国，后者自2015年入华后一直不温不火，面临扩展难题。

　　WeWork能否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并站稳脚跟?对此，国内一长期探索共享经济领域的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反思过去十年，新兴行业里的国际巨头在中国成功的寥寥可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只是其全球板块的一部分，很难倾注极大资源做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他们的中国同行全部“身家”、全部业务都在中国，无疑将在竞争中拼尽全力。

　　“滴滴就是一个例子，Uber营销再厉害也很难打过。”该人士表示，国际巨头在中国的本土化容易流于浅层，简而言之是“不够土”，此外汇报流程相对复杂，决策时间太长也是制约因素。在他看来，与中国同行相比，WeWork在中国定价偏高，前期会得到一些“铁粉”支持，但他的中国同行们虽然起步较晚，如今也在硬件和软件上拼尽全力，未来一场比拼不可避免。

　　“我们做的和其他公司(中国共享办公公司)不同，我们欣赏其他公司做的，也为它们高兴， 但我们不认为它们是竞争者，我们一起推动新观念，提供更好的工作方式，这对于大家都有益处。”对此，米格尔如是说道。

　　针对中国联合办公的发展方向，方糖小镇创始人万里江2月28日晚间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分析，在美国，“千禧一代”中有30%是自由职业者，而在中国，联合办公的相当部分客群还是创业者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这是中美市场的不同。在他看来，联合办公领域竞争日渐充分，但与打车市场不同，联合办公行业地域属性很强，因此很难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如同当初的经济型酒店，市场上将会存在三到五家连锁大品牌，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而那些提供差异化的服务的小品牌也将与之共生。

　　去年3月，WeWork对外宣布，该公司刚完成一轮由联想控股和弘毅资本领投的4.3亿美元的融资，WeWork在该轮融资后的估值已高达160亿美元。在WeWork的金主中，更不乏JPMorgan、T.RowePrice等大名鼎鼎的投资机构。

　　最新的来自外媒(CNBC电视台)的报道称，日本软银集团已经接近敲定一项投资计划，拟斥资30亿美元投资WeWork。如果这笔交易完成，WeWork的估值将超过200亿美元。然而，截至第一财经记者发稿时，WeWork并未对此置评。从成立以来，这家公司甚少对外谈及财务问题，也不太回应投资相关的问题。

　　此前《华尔街日报》的信源称，软银的入股很可能会进一步推迟WeWork的IPO计划。WeWork原本考虑2017年上市，但拿到软银投资后，IPO最早也要2018年。2月22日，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关于IPO计划的问题时，米格尔也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计划，但私人投资市场一直很支持我们，IPO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方式，时机成熟就进行。”

　　联合办公的蛋糕有多大?仲量联行(JLL)在其研究报告中预计，全球范围内，联合办公空间的租户数量仍在快速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380万。在中国，政府支持、注重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千禧一代”就业力崛起，共享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都是促进这一业态发展的驱动力。该机构预测，2017年后，中国联合办公市场将迎来行业整合，专业运营商必须考虑如何提供差异化服务的问题。

　　WeWork未来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对此，米格尔给出的回答是：“我们一开始就希望能成为百年老店，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更多人定义成功，不仅是物质财富，也帮助他们寻找幸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他表示，除了WeWork，他们之所以还要在美国做居住租赁业务WeLive和其他可能的新业务，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取得“更广义上的成功”，即“获得幸福”。

　　米格尔说，WeWork很幸运，因为遇到了很好的时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开始创业。在他看来，当一个人还年轻，想要尝试弄清楚创业是怎么回事，最好就去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事物，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词汇和大脑，这些在未来某个时刻会有用。年轻特别酷的一件事就是，更能接受非传统的道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

　　与国内创业公司创始人深夜还在发朋友圈不同，大部分时候，当米格尔下班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把手机放在能够到的范围之外。对他来说，陪儿子玩也是件重要的事，做父母跟创业一样，需要全神贯注。他有时会把儿子带到办公室，希望这能让他耳濡目染，激励他将来也成为一名“creator”。

　　“亚当也很顾家，他有4个孩子，会花很多时间和家人相处。”采访末了，米格尔笑着说，“亚当不碰手机的时间比我更多，这很好。我们都很幸运，这个工作让我们走遍全世界，让我们能感受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察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且能多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