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我去往深圳，中国的搞钱之都。你能在下飞机的一刻收获一种放松感，这里离北京很远。没有人讨论无解的大问题，财富是唯一重点，人们互称老板，恭喜发财。截至2022年，深圳有超过381万户商事主体，其中512家上市企业。这些数据被写入深圳市商务局的“营商环境监测”里。

　　进入2023年，对于中国经济的讨论越来越多，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它存在于新闻、短视频，或者人们私下的情绪中。它意义重大，但还不够。所有人都更想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

　　我见到廖富城，他30岁，梅州人，总是穿一件POLO衫。他在社交媒体上记录收购破产公司设备的故事，他激情四射，擅长以感叹号和坚硬的数字吸引眼球，比如“深圳投资1个亿的预制菜工厂突然倒闭了！！”，“曾经年销1000000000大厂倒闭了！！”与倒闭时的折价做对比，更显出了一种戏剧性，“投资600万的酒店给二手佬40万回收了”，“投资80万的店卖给回收佬4000”。现实中他显得安静许多，总是坐在办公室茶台前，给所有到访的朋友泡一杯功夫茶。

　　他的回收公司（或者说仓库）叫广达机电，位于龙岗区银海街，一个小型工业区，紧挨铁路和一条细长的河道。他回收倒闭企业的二手设备，主要是空调，也有餐饮设备，或者桌椅之类的小物件——卖给新的企业或个人。这家只有四名合伙人组成的回收公司，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经济的毛细血管中的小生意人，它连通死亡与新生，见证四季更迭，兴衰成败。一切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我见到廖总前一天，他去收购了一家保育园的设备，几台空调和一些桌椅。保育园租在一间独栋别墅里，主要接收3岁及以下幼儿，按年龄大小安置在三层楼中。这家保育园开了五六年，老板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据她跟廖总讲，保育园的高峰期在18、19年，每月接收六七十个小孩，每人每月5000元左右，机构月营收额超30万。

　　与之相关的背景是，2016年，国家开放二胎。第二年，全国新出生婴儿1758万人。此后不断下滑，2022年跌至956万人。关门之前，这家保育园里只剩不到20个孩子，但每月的房租加人工成本，依然是十多万。

　　今年还没过完，廖总已经接收了9家倒闭幼儿教育机构的设备，目前还有几家机构找他咨询。相比之下，他此前每年接收的保育园或幼儿园数量，是一到两家。他预估到年底还会有一波停业，因为不少机构房租年底到期。

　　在廖总看来，今年最惨的行业是超市。最近一年，他接手的倒闭超市有十几家。他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下惠州某家倒闭超市。几年前，老板姚总看到身边朋友开超市，月入30万，于是也找了朋友合伙开一家。他们在惠州投资300万，占地3000平。最初，超市招商很顺利，生意也不错，月入20万。没想到疫情来了，商户们顶了一年，全部退租，生意一落千丈。最终，合伙人也顶不住跑了，只能关门。“要是当时买法拉利也不用至于亏这么多。”廖总表示。

　　今年的故事总要从去年开始讲。另一位广西老板，去年在当地投资几百万开了一家超市。站在当时看，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决策。那时生意人圈子里普遍的说法（或者说希望）是，马上要放开了——他的投资或许会成为一次成功的抄底。租下场地后，老板从去年8、9月份开始招商，持续三个月，但应者寥寥。到年底，超市依然没能开张，而封控愈演愈烈。老板扛不住了，赔了几百万，“人直接跑了，不然他亏更多。”那些被拖欠账款的供应商联系到廖总，回收设备，希望挽回部分损失。

　　即便是那些熬过去的超市，也处境艰难。线下客流并未如预期中恢复，越来越多购物行为发生在外卖APP里，那些投资巨大的线下商超也在面临成本压力。廖富城在社交媒体上感叹，“谁来拯救这个行业？？”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廖总的回收生意，请想象一个坐标轴，左边是“回收”，右边是“销售”。回收行业是游走在两者之间的生意，利润来自两端。

　　收购成本越低，销售价格越高，利润越多。市场好的时候，新开商铺工厂多，设备需求量大，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去，卖上价。虽然收购价格也会水涨船高，但收多少卖多少，钱能滚动起来，利润就有保证。当市场不景气，收购价格固然低了，但卖不出去，货存在仓库里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

　　因为看好放开后的行情，不少设备收购商在去年下半年囤货。廖富城的一位东莞朋友，也是做回收的，去年囤了三百万的货放在仓库里，现在出不去，只能赔本卖掉尽快回款。

　　10月底，廖总带我去一家关门的餐饮店看货。这是一间麻将主题的烤肉店，位于南山区，附近商铺不少，人声热闹。去之前，廖总专门在大众点评上看了这家店的评分，4.8。他搞不懂这么好的店为什么做不下去。

　　今年上半年，餐饮市场火爆，信心的来源无外乎疫情过去了，放开了，人们认为消费者将重回线下，一切恢复到三年前。上半年庞大的餐饮开店需求，甚至炒高了设备价格。就拿廖总主要收购的空调来说，今年三四月份，一台1.5匹的二手格力空调（主要用于餐饮店和小型厂房），收购价从去年下半年的1200-1300元，涨到1500元，一度有人开价1700元拿货。

　　烤肉店开在二楼，一百多平方米。这是一家经过精心设计的店面，一进门，就能看到一个大大的“發”字，背景是麻将图案，“發”字前面，还真摆了一桌麻将。这里有八九十张桌椅，定制的，皮革面座椅，椅背是镂空藤编，桌面上铺着塑料垫子。或许闭店后少了烟火气，空气中有种潮湿的感觉。

　　与我们同去的还有李治国，李总。他40岁上下，身材不高，穿着花衬衫花短裤，配一双拖鞋。李总是湖南人，走南闯北，会说湖北话，爱吃河南烩面。他专做餐饮设备回收，算是廖富城的生意伙伴。据后者说，上半年餐饮行情好，李总着实赚了不少钱。

　　一进去，李总直奔厨房。厨房狭长，两边放置着不锈钢案台、已经清空的冰箱，一旁的纸箱里有些餐具，头顶是风机，蜿蜒至室外。李总一边看设备，一边分析电线如何走，并在头脑中设计拆除步骤。廖总则挨个房间看空调，什么牌子，多少匹，拍下空调下方的参数。

　　而此时的烤肉店老板，独自站在大厅里，只在他们招呼时出声回应。老板是一位女士，看起来年纪不大，戴一顶鸭舌帽，斜挎LV小包。她似乎不愿多说话，李治国说什么，她大多以“嗯”“哦”“好的”来回应。廖富城问她店为什么不开了，她只简单回答，“合伙人的问题”。

　　“我就这样说，你肯定是要受到惊吓。”李治国找了张椅子上坐下，点上烟，对年轻女士说。他从店内空调的数量、品牌，风机、厨具的成色，以及桌椅板凳，向她分析回收价格。李治国似乎已经预见到老板很难接受，于是做了长久的铺垫。“你的想法我很清楚，但现在这个行情不太好……基本上，（全部加起来）42000到45000，”李治国说，“可能你听到会觉得（不舒服），确实你投入这么多，一出来就变成这个价钱……”

　　这很难说是什么压价的手段，因为现实如此。到了下半年，餐饮成为倒闭重灾区。“上半年开店有多疯狂，下半年开店就有多悲凉。”国庆假期，廖总刚回老家休息两天，就有7家餐饮店预约国庆节后拆除。

　　市场转冷似乎是突然发生的。几天后，我来到另一家等待回收的店铺，一家湖南米粉店，见到老板，姓李，做餐饮20多年。米粉店是他2018年开的，投资80万，曾经最高日销4万，现在这个数字是2000。

　　据李老板说，今年5月之后，店铺销售额大幅下降，此后也一直不见好转。十月底，店面到期，李老板准备撤退。他并不准备另寻别处继续经营，事实上，商场的租金相比之前已有下降，但问题显然不在成本。10月31日凌晨，商场下班后，廖总带领工作人员，拆除了米粉店里的设备，作价5500元。

　　商户生意不好做，也和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有关。另一天，一位福田区的酒咖老板告诉我，她隔壁的泰国菜突然没有客人，可能的原因是，商场门口开了几家便宜的路边摊，生意挺不错。

　　回到那一天的烤肉店，李治国的话题由餐饮行业的现状，延伸到设备回收之后应该如何处理。“上半年，（这些货）还可以搞（赚）个三五千块钱，下半年的话，拿到你的货就是囤到明年卖。”他的语气仿佛是在接手一件麻烦事。

　　在餐饮行业，李治国已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做回收之前也自己开过店。看货结束后，我们到附近一家小店吃河南烩面，他分析，这家烤肉店位置不太好，在二楼，“缺少烟火气”。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李治国喝了口汤说，“永远是…房产好，股票好，餐饮才会好”。

　　如果深入经济的肌理，我们会发现，每个经济单位都并非孤岛。一个行业的风暴，往往会波及另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企业。一个多月前，廖总接到一个拆除预制菜工厂的项目，拆除空调和预制菜生产线。这家预制菜工厂由当地某著名房企老板投资。2021年，老板看到预制菜的广阔前景，再加上疫情时期，有稳定的政府订单，于是斥资一个亿，杀入预制菜行业。

　　这家工厂占地一万多平，月租金80多万。廖总回忆看货时的场景，工厂监控房的显示屏很大，有六七台电视那么大。这在几年前并不算什么。房地产有钱，预制菜只算个小项目。

　　但此后，房地产逐渐塌陷。楼市低迷，再加上投资过大，投资人的现金流也出了问题。目前，预制菜工厂已经倒闭，供应商被拖欠1000多万账款，他们要不回钱，只能联系廖总收购设备，尽量挽回损失。

　　在银海街，廖总的仓库600平米，铁皮屋顶，里面堆满空调。几个月前，廖总从3000平米的仓库搬来这里，每平米月租20多元。虽然铁皮房夏天闷热，屋顶破损，有点漏雨，但用来做仓库问题不大。

　　仓库门前贴着两张海报，上面是廖富城的二维码以及“全网粉丝10万+”。社交媒体上，他叫自己环保哥，视频会配上固定的有氧健身伴奏，很有节奏感。每条视频评论区，还有作者置顶回复，“回收设备、拆除工程我是认真的！！细节请私我”。

　　与早年不同，现在线上渠道越来越重要，通过线上成交的订单达到三成。10月28日，他在仓库门前录了条视频，讲自己前些天拉来一台发电机，400千瓦，成色不错。他发了朋友圈，先后有几个同行联系，价格从38000聊到32000，也没能成交。视频发布的第二天，他又更新了一条视频，发布了昨天那台发电机，很快就有商家私信联系他收购，价格38500。

　　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企业家或创业新贵不同，我接触到的中小企业的商人们较少谈论战略。他们善于依靠本能行事，商品价格就是市场最有效的路标。

　　从廖富城的父亲算起，广达机电已有2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扩张到收缩的战略调整。变动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上世纪90年代，廖富城的父亲到深圳闯荡，骑一辆自行车，挨家挨户收废品，修空调。后来，他遇到了来自河南的、广西的，和他同样走街串巷的朋友，几个人合伙，做二手设备回收生意。市场小，但他们是先行者，每月赚个几千上万不成问题。

　　廖富城五年级时从老家到深圳，眼见着自家生意从小到大。发展最快的是2008年之后。2008年发生了很多事，有不少会被人们在日后反复提及。那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6%，直至2011年，增速一直维持在9%以上。为抵御金融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并在3个月内4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楼市长达十年的繁荣也在2009年开启。那时，人们梦想美好的生活，海量的金钱让它看起来触手可及。

　　在那个黄金时代，深圳制造业快速发展，工厂遍地开花。广达机电的经营范围也从家用电器延伸到商用电器，利润高，销售快。廖富城的父亲花了三年时间，把公司从一个不足100平的小作坊，搬到3000平米的仓库。这意味着更大的商品规模，和更强的信用背书。

　　那时新开的公司比倒闭的公司多，市场环境是收货比卖货难。所以，他们总是直接找同行收货，贵一点没关系，总能卖出去。那时廖富城20岁左右，还在读书，闲时帮家里照顾生意，他回忆，当时空调销售红火，他就天天在仓库洗空调，准备发货，最多时，他们一天的销售额有20万元。

　　至于现在呢，廖富城认为，设备收购行业正处在一个尴尬的时间点上。疫情结束已快一年，上半年由于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回收行业行情好，但下半年，货卖不出去，只能囤着，市场环境变成了卖货比收货难，卖不出去就只能降价。拿廖总主营的空调来说，大功率空调的价格从去年开始一路下跌。比如180匹大空调，主要用于工厂或大型商超，几年前的价格是每台7万多到8万，目前跌至6万多。

　　市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对单个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廖富城收购过惠州一家外资工厂的空调，他们专门给苹果手机做充电插口。考虑到人工成本日渐提高，今年6月，老板搬迁到华东地区。工厂里的机器大多是2013年的，说明他们至少开了10年。这家工厂有三栋厂房，占地几万平米，员工上千人。附近布满饭馆、旅店，“它一走周边生态都变了，”廖总说，“旁边的猪脚饭都便宜了两块钱。”

　　傍晚的银海街像个下班的工人一样闲散，人们走路的速度都慢了下来。一排紧挨着的小饭馆里传来喧闹声，食客大多是附近工厂的工人。他们点上几个小菜，一碗牛肉粿条不超过二十。当然还要配上几瓶啤酒，他们举起塑料杯，用天南海北的方言聊最近的见闻。热闹之外，一位头发花白的婆婆守在街角处，随时准备把餐桌上的饮料瓶收纳进自己的蛇皮袋，然后卖到两公里外的废品站。

　　对于廖富城来说，一些无法使用或卖出成本较高的设备，也会被送往废品站。在那里，工人将机器里的铜拆出，送往佛山，把铁送往汕头或汕尾。再由当地的工厂制成金属坯，卖去需要金属原料的工厂。这个链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我们聊天时，廖富城正好接到一位老板的电话。老板是做清酒生意的，几个月前，他计划新开一处酒窖，想从廖富城这里买设备。但现在，计划暂缓。事情的原委是，8月下旬，日本启动核污水排海，引起恐慌。之后，国内日料店生意大幅下滑，成为这次恐慌的具体表现，而日料店又是这位清酒老板的主要销售方向。最终，作为链条的一环，廖富城暂时失去了这单生意。

　　生意人对确定性情有独钟，反之则避恐不及。去年下半年，也就是疫情最让人煎熬的时候，廖总接到一单涮肉店的生意。店在福田区，开了不到一年。老板是位30多岁的女士，据说以前是“上班的”。她和朋友合伙开店，投资五六十万，一部分是攒的，一部分是借的。她们的生意不错，如果街道不封的话。当然，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几天。

　　在设备回收行当里，涮肉店只能算个蚊子肉。它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设备，厨房里能卖上价的只有冷柜，锅碗瓢盆聊胜于无。碰巧，这位老板又将空调卖给了别人。廖总盘点完毕，向老板报价6000。那位女老板没说什么，坐在自家餐桌椅子上，开始掉眼泪。

　　不过，总有些人能赚得财富。几个月前，廖总收购了一家酒店的空调。酒店看起来很旧，有70多个房间，空调都是便宜货，杂牌子。如果你不能想象出这家酒店的样子，就参考一下火车站附近的钟点房。

　　廖总见到了酒店老板，看起来50岁左右，瘦瘦的。据老板说，疫情之前，也就是2019年，他酒店生意不好，每晚房价一百多，也没什么人住。那时，老板正盘算着将酒店卖掉，回江西老家。但疫情来了。有疫情就会有隔离，有隔离就会有人住，就能赚钱。疫情开始后，这家酒店成为隔离酒店。

　　“我们那边有两家XXX（酒店），隔得不远，为什么这一家是（隔离酒店），另一家不是？”廖总反问，似乎以此说明这个问题难以解答，且愚蠢。

　　总而言之，这位幸运且有手段的老板让自家酒店起死回生。房价从每晚一百多涨到三百多，餐费另算——你很难说清楚涨价是否基于市场逻辑，毕竟那时深圳的隔离酒店爆满，很多需要隔离的人只能住在惠州或东莞。

　　廖总并未对此做出什么道德评判，生意就是生意。他只是佩服这位老板对时机的把控。疫情之后，那家酒店再次把房费恢复到一百多，生意再次回归到没什么人去的常态。

　　过去的疫情也给廖总带来了不少新生意。今年，他收购了上海和深圳几家方舱医院的设备。他在上海那家方舱收购了500台几乎全新的格力空调。那家方舱投资2000万，由几百个3乘6米的货柜箱拼组而成，看起来“很壮观”。每个箱子里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空调。

　　此外，他还顺便收了一个核酸亭，1300块，他转手卖给同行，听说后来拉到揭阳给人当街边小卖部了。

　　在廖富城印象中，从2018年开始，深圳制造业开始外迁。那也是房价疯涨的时间段。他们那个3000平的仓库，最初月租15000，后来是25000，再后来50000，甚至更高。那时，不少掌握土地资源的村集体，联合开发商，将厂房、工业用地收回，准备改建为住宅。一些注塑厂、贴片机厂迁往外地，包括一位廖总的朋友，这位已经定居深圳的小老板，顶不住压力，花了十几万将工厂迁往东莞。

　　有趣的是，时代的车轮滚得太快，这些工业区很多没能如愿变成商品房。当年深圳某工业区，还没来得及拆迁，疫情来了，等疫情过去，房地产行业已是另一番光景。今年，这个工业区拆掉了铁皮围挡，再次诚邀各大企业入驻。“小企业应该还可以搞到，但大企业肯定招不回来了。”廖富城说。

　　善于寻找财富的人，也跟着市场机会流动。几年前，廖富城的父亲，那位在90年代闯荡深圳，白手起家创立广达机电的生意人，去往柬埔寨，做石子生意。那是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市场。如果我们稍稍抬高视角，会发现这是国内产业向外转移的一部分。柬埔寨工业薄弱，人力成本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建筑和房地产业是支撑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据柬埔寨国土规划部高级官员表示，今年前5个月，柬埔寨建筑业总投资额达22.7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另一个熟悉的故事是，最近几年，柬埔寨房价年均上涨16.7%。

　　在深圳，变化也在悄无声息间发生。今年，在深圳宝安区，廖总收购了一家公司的几台设备。这家公司做的是生物健康领域，厂区里还有个干细胞实验室。干细胞技术应用前景广泛，包括再生医学、疾病治疗和美容行业等等。

　　收购设备并非因为破产，而是老板要新开厂房，租了一整栋楼。这与廖富城之前接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很大不同。他进入这家公司的无尘车间，进去要穿鞋子戴帽子，里面只有十几个工人在操作设备。公司厂区有2000多平方，按理说得有上百个工人，但他走了一路，也见不到几个人。这是廖富城不曾了解过的领域，但他可以确定，这是现在活得好的行业。

　　至少，在2023年，社会开始重新流动，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理性，竭尽所能地奔忙，创造财富，或者守护财富。人们从不过多要求什么，信心的建立从每一个当下开始。

　　对于未来，廖富城告诉我，他依然有信心，也必须有信心，“没信心还做什么生意呢？”他说。那天拆米粉店的设备，他从晚上10点盯到早上6点，两小时后又到另一家工厂收了几台设备。疲劳是不可避免的，但“亏钱就累，赚钱就不累”。这是一个小生意人的生活常态，忙碌证明他还有赚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