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发生的惨案，让36岁的空调装卸工邓小刚死在了岗位上。但在谈及赔偿时，搬家公司竟然声称不认识这个工人。没有合同，没有保险，邓小刚的意外身亡，到底由谁来责任

　　成都市大石东路13号某小区，林先生要搬家。此时是2010年11月10日下午3时，4名搬家工人和2名空调拆卸工人陆续来到林先生家里。

　　邓小刚的主要工作是和搭档一起拆掉林先生家在四楼的两个空调。对于见过十几楼的高层建筑“大场面”的他说，这样的楼层还算轻松。

　　就在这个“还算轻松”的四楼，邓小刚在屋外开始了工作，搭档在屋内接应。很快，配合默契的两人就顺利拆完第一台，高兴之余的邓小刚没有想到，仅仅几分钟后，意外突如其来......

　　“通常，空调装卸一般都是两人搭档。”李双林的解释是，一个在屋外作业，一个在屋内接应。他和邓小刚已经合作了一年。

　　11月10日下午4时，悬在半空中的邓小刚动作麻利，几乎所有拆空调的步骤都是一致的，系上安全绳，拆除螺丝钉，将空调搬至屋内。“工作程序非常简单。”

　　“螺丝钉太紧。”李双林回忆，怎么也拆不动，邓小刚提出让比自己多干一年的“师傅”李双林出来拆。

　　螺丝钉的新旧程度，直接决定了工人拆卸空调的时间长短和难易程度。“剩下的两颗螺丝钉因为时间太久，被雨水冲刷，锈很重。”

　　李双林随即从屋内跨到屋外，两人同时站在仅容双足站立的阳台上，因为空间狭小，邓小刚觉得两个人都在外面不安全，遂决定自己进屋，让李双林一个人在外拆螺丝钉。

　　为了让邓小刚从自己身前通过以便进入屋内，李双林下意识双手攀上正在拆卸的挂机，惨剧瞬间发生。松动的挂机无法承重，骤然脱离墙面，李双林和邓小刚犹如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蚱蜢，双双仰面下跌。

　　早在作业前，两人各自将身体拴在一根保险绳的两端，中间段扔在屋内，由一名女工踩着。

　　此时，屋内的女工意识到不妙，紧紧踩住安全绳，李双林就此逃过一劫，安全绳拉直后，他“挂”在了3楼。刚稳住身形，就听到很响的“叭”的一声，邓小刚掉在了地上。随后他听到有人喊“出事了，快打120！”

　　事后，有目击者回忆，空调挂机脱落，邓小刚快速下滑，径直落到了地面上。只剩下那条在他腰间松动的绳索，在2楼平台晃荡。

　　四川省资中县球溪镇太平村，这个普通的山村，如今却不“太平”。11月16日，邓家哀乐响起。邓小刚妻子朱碧华穿着臃肿的棉衣，漠然地穿梭在亲朋好友之间，不说一句话，眼神呆滞。

　　“15岁就和大人去新疆摘棉花。”哥哥邓小彬依旧记得，那年他弟弟刚刚初中毕业。

　　“他成绩中上，是可以考上高中的。”邓小彬回忆，但是他却认为家里实在贫困，必须出去挣钱。

　　1997年，邓小刚和经人介绍认识的朱碧华结婚，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随后，夫妻二人开始到福建一家鞋厂打工。

　　“每天工作完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回忆起在福建打工的日子，妻子朱碧华就强调一个字，累！

　　“每天早上7点上班，平时没有任何假期，只有过年放十多天的假。”但即使这十多天也因为春运太挤而回不了家，两口子只能窝在简陋的宿舍里面看电视。

　　事实上，邓小刚的经历正是这一代民工群体的缩影。记者走访当地诸多与邓小刚年龄相仿的村民，得到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打工，挣钱后回老家修房娶妻，再继续打工。

　　邓小刚不想再过这样漂泊在外的日子，他想回到家乡的决定是在第二个女儿出生五年之后。

　　老家邻居李武林几年前就在成都做起了空调装卸的活，如今他所在的空调装卸队伍已经形成了10多人的规模，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兴搬家队空调装卸业务的中间介绍人，“搬家公司有活干，联系上我，我再找工人去承接”。

　　因为是熟人关系，邓小刚很快在李武林所在的空调装卸队伍开始了两个月的学徒生活。2010年3月，邓小刚正式成为空调装卸工中的一员。他的搭档是李武林的弟弟李双林。

　　“弟弟回来发展可以照顾家人。”哥哥邓小彬透露，自从生下第二个女儿以后，朱碧华便患上严重腿疾，走不了远路，甚至干不了稍重一点的活。

　　这是一个神经大条，习惯了高空作业的群体。十多个空调装卸工人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上下铺的铁床，随意堆放的工具，工人们用山寨手机大声地放着网络流行歌曲。

　　李双林喜欢这样简单自由的生活，“忙的时候，两人一组，装卸空调，闲的时候，聚在一起喝小酒，打小牌。”

　　“只有在天气最热的那几个月能拿3000多元，更多时候每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同时，工作下来，间或还能听到同行受伤或者致残的消息，他们会商量以后上工的时候要倍加小心。

　　“我们通过中间人联系搬家公司，有活干就叫上我们。”一位从业多年的空调拆卸工告诉《读者报.影响力周刊》，这样的代价是空调拆卸工们要返还全部的拆卸费和安装费。

　　“也就是说，空调拆卸工们从搬家公司拿不到一分钱。”上述这位空调拆卸工进一步解释说，有时候，安装或者拆卸时，工人会故意弄坏空调管子之类的零件，再换上新的零件等，把收取材料费用来作为拆装空调的费用。

　　“工人们这样做也很无奈，他们的生活很窘迫。”运气好的时候会有一笔大单子，给整栋楼安装上百个空调。但这样的单子往往结算时间很长。“他们会跟搬家公司算账，钱付给搬家公司之后，才轮到我们拿钱。”上述那位工作多年的空调拆卸工说。

　　从安装空调到最后的结算往往间隔好几个月甚至一年，邓小刚所在的空调装卸队伍就曾经给四川某大学安装多个空调，但至今还没收到工钱。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由十多个人组成的空调装卸队伍，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亦没有人购买保险。“这和他们跟搬家队临时合作有关。”

　　即使是搬家队真正的员工也很少有人签合同买保险，更别说这些只是临时合作的工人。

　　一家搬家队的个体商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成都仅有10%的搬家队叫公司，还有40%的是个体工商户，俗称“搬家队”，其中甚至混杂着连营业执照也没有的“黑搬家队”。

　　在这种情况下，仅有正规公司会和员工签订合同，为员工购买保险，“其他的小搬家队，面临着人员流动大的问题，想买保险也不现实。”

　　而记者走访的更多空调拆卸工人则认为买保险会花掉一大笔钱，而这钱实际用处不大，就像把钱扔水里，有去无回。

　　在全兴搬家队工作的一位工人说，负责人曾为他购买了综合保险。但他把保险退了，“我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元，买保险就是100元，也不晓得能干好久，买来干啥？”

　　如今，一颗顽固的螺丝钉引发意外命案，打破了某种既定生态平衡，改变了空调装卸工们的现实境遇，“螺丝钉”不再顽固。

　　记者采访到的多家搬家队负责人均表示，“要给员工买保险，不属于公司的装卸工，也劝他们自己买一份。”

　　如今，邓小刚的家属已经和全兴搬家公司达成初步协议：搬家公司先初步拿出3万元作为丧葬费用，待葬礼举办完了之后，再商议具体的赔偿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从四楼摔下来后，邓小刚当即被送往华西医院，当晚12时，抢救无效身亡。当晚，当事搬家公司的负责人王秀英前往医院探视。

　　一名自称公司委托人对媒体说，负责人王秀英是个体商户，她名下的全兴搬家队营业了10多年，这次意外出现后，王秀英表示“认都不认识邓小刚”，“搬家队只有搬运工和司机两个工种，没有空调装卸工。”

　　该委托人强调，如果客户有装卸空调需要，搬家队会向中间人提供信息，由中间人在外找人来装卸。邓小刚并不是搬家队的员工，但“我们愿意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赔偿，当然，当事者愿意走司法角度，我们也按法律规章办事”。

　　“邓小刚案”引起了成都法学界的关注，成都某律所律师李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案例中，邓小刚和全兴搬家队存在“事实用工”关系。

　　参加完邓小刚的葬礼，李双林马上又要赶回成都。他想重新找一份工作，一份安稳的工作。尽管只能干些体力活，但他还是感到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