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下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新书发布会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研讨会”在深圳市银湖CDI大厦一楼国际会议厅成功举办。

　　中国经济从发展是硬道理，走向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是发展阶段变迁的重要标志。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创新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四十年前，广东人洗脚上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凭借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从价值链的低端切入全球分工体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如今，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南粤大地上蔚然成风。讲广东故事，讲好广东故事，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

　　李罗力老师评论说，这是本散文式的著作，不拘一格，通过对案例的点评和段落小结来阐述观点。用散文方式写一本研究型著作，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肖社长的设想有直接关系。他提出，要根植于广东的实践，讲鲜活的广东真故事，不要就理论讲理论，最好连一张图表都不要用。我们深以为然，理论是来自实践，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升华，又指导实践。让读者通过活生生的实践案例，领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理论意义，体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的理论内涵，理论才会入脑入心，转换为更加自觉的更富于创造性的行动。

　　此外，我们从事理论与政策研究多年，也经常面临一个困惑，我们看到的、经历的一定是真实的存在么？在现实中，不同的人囿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条件，对同样事物有着不同的认识，是再正常不过的。苏轼诗咏庐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多个案例、多个侧面，多个角度，从局部到全局，应当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高质量发展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在深度与广度上的认识。

　　马克思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本散文式的研究著作也不能例外。在本书写作前，我们先是拟就了一个高度学术化的提纲，尽可能详细地综述梳理了过去几十年，空间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脉络与重要成果。而后，把上百个学术概念转变为一个个可读的故事，隐去了学术框架，转换成更加贴近现实的表达。讲真故事，多角度讲故事，故事还要生动，用一百个真实故事讲新时代硬道理的研究型著作，这就是本书散文风格的由来。当然，这只是出版社与三位作者的一种尝试，结果如何，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第二，这本书的作者是三个人，但凝聚了三个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国综合开发院是马洪同志和李灏同志三十年前发起创办的国内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库承担参与了大量政策型研究而蜚声海内外。中国城市规划院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大师辈出的国家级城市规划研究机构，其中深圳院长期致力于深圳、广东与大湾区城市发展与规划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虽然要年轻得多，过去五六年，在刘世锦教授、黄成教授带领下，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创新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这本书在写作中广泛借鉴和采用了三院的研究成。此外，我们还广泛引用了以南方日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的报导，广东新闻记者尊重实践、躬耕田野调查的精神及能力，令人叹服。在此一并致谢！

　　面向未来，广东要从中低端向上攀登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从依赖低价的低素质要素转向以高素质要求为支撑。“樊纲洞见“这样提出问题，比较优势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四十年前，中国经济起飞靠的就是要素低质但价格低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可以长期依赖比较优势么？应当不可以。比较优势能够带动经济起飞，离不开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富裕了，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破解收入提高带动生产成本提高，产业失去竞争力的难题，就是要创新发展，要实现生产要素高级化，要有更高水平更富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广东走高质量发展的路，是洗脚上田故事的延续，是从比较优势向创新优势转换。

　　后发追赶与后发优势都是常用且生动的词汇。后发是客观状态，追赶者的优势来自于廉价模仿。先行者已经走过的路，后来者走来应当会顺畅一些。在现实中，后来者的追赶不只是跑得快，还要由低而高向上攀登。质量阶梯是创新经济学的常用概念，后来者因此缩小了与先行者的差距。现实的残酷性在于，先行者往往会会抽掉攀登的梯子，来限制后来者的追赶，站在高处卡住后来者的咽喉也是经常发生的案例。后来者也爬到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当然就不会再被卡脖子。

　　创新从0-1，从红海到蓝海很重要，但需要的科技、资本与时间条件是苛刻的严格的，多数企业只能是望梅止渴。过去四十年，广东工业水平低，科技基础薄弱，广东企业善于从点滴做起，善于利用成熟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小步快跑，短平快创新更常见更有效。事实上，也只有爬得足够高，才有更多的机会做0-1颠覆式的创新。

　　过去四十年，广东企业短平快爬梯子的速度，达到的高度都是惊人的。我们挖掘了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IFI Claims)年度全球专利授权总量数据库。全球累积活跃专利排名前250家的机构和企业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部属院校和中央企业合计占比为11.7%；广东企业占比为11.6%。广东企业拥有的专利与国家队的数量大致相当，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竞争激励企业创新做过生动描述和深刻的阐述。认真分析，当下特别流行的卷字，本质是产品与技术无差异的竞争。差异越小，卷得越厉害。短平快爬梯子式的创新，让广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形成差异，降低了卷的危害，获得了爬得更高一点的机会，由此展开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创新。汕头澄海区是著名的玩具之乡，全国约半数塑料玩具出自澄海 。 十余年的时间，澄海塑料玩具生产创新点滴起步转向了智能设计、精密制造和电商后，编程就成为澄海玩具生产重要特征。 现在，一二年级的小学就是用智能玩具来学习编程。

　　珠海的汤臣倍健，以“昢”字来展现公司在黑暗中摸索迎来满天彩霞的追求，成长为世界著名的保健品公司。佛山海天公司一步一步起来，实现了一百多道生产酱油全数字化转型。现在看，华为、比亚迪、美的、OPPO及vivo，都是短平快越爬越高，也就有了更多的从0-1创新的机会。

　　看起来，竞争是很重要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当然，企业的集聚也很重要，没有大量企业的集聚在一起就不会有创新。

　　还有更重要的第三点，创新具有俱乐部效应，众多企业家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应付交换各自积累的创新知识，知识从企业内部外溢到企业之间，1+12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新效果。大量拥有新知识的企业聚在一块相互交流，知识就会呈指数级、爆炸性增长。这也是广东企业从无产业、无人才、无技术的“三无”向全球创新前端迈进的故事。

　　走向新时代，我们不仅要谈比较优势，更要谈创新优势，在竞争、集聚和知识分享中寻找创新的内在动力。

　　经济发展就是人均收入提高，就是土地等稀缺要素的价格上升，这是客观的增长约束，打破约束只能是从要素便宜转向更高的生产率。现实中的转型升级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痛苦与煎熬。淘汰传统产能，企业当期销售收入和利润会下降。城市淘汰落后产能，当期GDP会减少，税收会下降，失业率会提高。怎么办？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定要转型。没有一个地方是在具备完整、成熟转型条件后才转型的，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地方政府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决心、智慧和勇气。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才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广东成功的故事很多，也有因犹豫彷徨而陷入持续衰退的案例。八十年代闻名全国的广东四小虎之一，中山就是慢了几拍，二十年后和东莞、顺德、南海拉开了显而易见的差距。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善于捕捉城市的特征，创造更高水平的科技与产业聚集优势。目前，广东初步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高质量发展的模式：

　　一是深圳和东莞类型。两座城市从“三来一补”起步，从低向高地走到了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前端。数字技术是城市的基础，加大科学引领，在人工智能、计算技术、万物互联及精密智能制造等领域迈向世界前端成为鲜明的创新标志。OPPO公司最初做豆浆机、学习机，而后从中低端手机品牌、设计起步蜕变成全球领先的智能终端制造商和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AI、大数据、5G等前沿科技领域建起了，智能制造中心、全球算力中心等六大研究所和四大研发中心。全球专利申请量超过6.1万件，授权数量超过2.6万件。布局在长安的数字化智能手机工厂，1500余台机器人担负了性能测试、贴牌、自动取件、点胶、取料等的工作，平均每10秒生产一台手机，制造成本比之前下降接近40%。

　　二是广州模式。本世纪初，广州经历了惊天动地的重化工业化的大转折，从轻型制造城市一跃而起，成为我国重要的乘用车生产基地，钢铁、石化产业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过去二十年，我国重化工业出现了超越历史的时空压缩。中国用二十余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历程。重化工业曾经是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主导产业，如今产能过剩趋势愈发突出。广州由此开启了新一轮转型，千年商都、五十余年广交会的基因与数字技术结合，催生了希音和TEMU等如雷贯耳的全球超级电商；面向电动汽车时代，车规级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在快速发展；层出不穷的广州独角兽企业与独特的城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是佛山模式。佛山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家”产业集群城市。只要人类存在就要穿衣吃饭，服装产品与食品产业与新科技结合，就永远不会传统。只要是与“家”有关的产品佛山企业就会生产，就会生产出优质创新的产品。无论是家用电器、家具还是家用陶瓷等传统产业领域，佛山有着一大批优秀企业。以美的为代表的佛山企业的横向创新，生产包括了电风扇、电冰箱、空调、吸尘器等几乎全品类的家用电器；纵向创新则是囊括了从最终产品到核心零部件的创新。1993年，格兰仕从生产羽绒服转向微波炉。上世纪90年代初，微波炉售价高过3000元，是高档电器。格兰仕与美的价格大战十年，价格下降了九成。美的在与格兰仕微波炉的竞争中，拼价格带动了拼创新。美的先后推出了“紫微光消毒技术微波炉”，2007微波炉“蒸功能“标准，收获了研究开发升级的优势。格兰仕输了么？当然没有，格兰仕成为智能制造的先行者。佛山新一代的创新公司致力于传统产业+互联网的新路子，正在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生产的领军者。

　　四是阳江模式。阳江刀剪甲天下，为了做出更优质的刀剪，生产刀剪的企业与合金材料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阳江因此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合金产业生产与合金材料技术应用基地。虽然产业规模还不很大，但提供了一个从比较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非常生动的案例。阳江刀剪生产历史已经逾一千四百年；清初，阳江既已形成了大规模的制刀坊；二十世纪30年代，阳江刀剪参展世界博览会，从此扬名海内外。改革开放以来，阳江刀剪的产值和出口值分别占全国同类产品的60%和80%。阳江刀剪生产具有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也拥有长期积累的手工生产碳钢刀剪的隐性知识优势。现代合金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打开了阳江刀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之窗。

　　广东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但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从比较优势转向创新优势。不是所有的科学发现都能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但产业创新却一定与科学发现有关系。在现实中，企业家将科学家的科学发现转变可以改造世界的产业技术，可以是从0到1，也可以是从1万到10万，在创新的阶梯上，不同层级都涉及到从科学到技术，甚至是工艺技术的革命或是变革。佛山企业做电风扇、电冰箱和空调，从几千台到百万，再到1000万台，性能与质量越来越高，这是创新。创新优势与比较优势最大的差别是，比较优势往往边际收益递减的，通俗地说是，产出增长赶不投入的增长。卷到最后可能会是投入正增长，而产出负增长。创新优势最显著的特征是，产出增长可以持续地快于投入的增长。这就是边际收益从递减向递增型增长的转变。科学发现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好比是越摘越多的桃子。

　　基因组学是科学发现改变产业路径的经典案例。华大基因集团构建了多组学大数据平台，发展出全基因组设计育种、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快速精准培育超级农业新品。华大在自然指数-中国生物科学机构TOP 50 名单中排在第42位，在生命科学的产业机构中，华大科研实力与成果则持续位列中国第一，世界前十，连续8年蝉联亚太地区生命科学产业机构第一。华大基因浓厚的科学基因源自于中国科学院，来自于24年前代表国家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华大坚持科学第一性，解决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华大重视在创新阶梯上，解决价格阶梯的难题。华大坚信大道至简创新原则，太贵的创新就不会有市场，就形不成产业，就不会有前途。

　　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往往被称为是抢椅子的游戏。抢椅子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城市成功吸引到了项目，一个项目会带动另外项目，产业越强的一方会形成对周边的虹吸效应和锁定效应。广州与佛山、深圳和东莞的双城记引人注目。演绎着“巨大经济城市”生长的故事。东莞似乎从来没有被深圳锁定，佛山在历史上就与广州相向而行，融合发展。中国大陆六大手机品牌占全国销量的比重94.5%，除了小米和苹果外，广东华为、荣耀、vivo和oppo四家占比超过了63%。中山大学李郇教授的实地调查发现，珠三角各市都有生产手机零部件、配套件的专业化镇街。2024年，比亚迪、埃安和小鹏三家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比重应当会接近60%，但新能源汽车产业分布在广佛肇莞深五座城市。打破零和博弈，消除虹吸效应与锁定效应，用分椅子方式，创造众人拾柴火焰高与滚雪球效应，新兴产业崛起速度会快得多，传统产业+前沿科技的场景会更多样化。

　　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在城市发展关键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产业集群滚雪是一种独特的滚雪球效应，这是説，产业发展上了轨道，有了速度，就会形成扩张力。产业集群需要有内在的向心力，否则滚着滚着雪球就散掉了。在现实中，产业集群滚雪球式的增长，依赖于产业内在凝聚与外在扩张之间的相辅相成。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有规模带动，企业创新活动一定会使分工更加丰富，带动了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张，以及新质生产力不断成长。显而易见的是，产业集群也依赖城市间的分工协同。这就是广东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能够执全国牛耳的原因。海量企业与众多城市一起来滚雪球。

　　过去四十年，城市经济增长竞赛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单一城市论英雄似乎天经地义，城市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国内市场就被拆分变小了。产业集做不大。中规院深圳院以牛顿万有引力模型来检验城市间分割。结果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实施之前，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物理距离只有500米，但实际的经济距离超过500公里。珠江三角洲城市间实际经济距离平均是物理距离的3倍。每个城市都有一套保护机制，城市之间有着无形的墙和沟，导致市场被分割，产业集群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广东走高质量发展的路，首先就要拆墙填沟，让城市之间能够分工合作。

　　有关社会分工最经典的例子来自于对蜜蜂的研究。一个蜂群少则3-5万只蜜蜂，多则十万只蜜蜂。高密度的蜂聚有极其复杂的集群分工体制。在一个时间点上，每只工蜂只承担一项劳动，每一个蜂组承担不同分工，所有蜂群协同，几万只、十万只的蜜蜂井然有序的分工，创造出任何一只蜜蜂都不可想象的复杂精密的蜂巢。蜜蜂社会因此具有了极高的组织效率。一座拥有几万到几百万家企业的城市，确实是像极了蜂聚的蜜蜂。没有足够的企业数量，分工就不太可能形成。跨越城市界限，就会出现千百万家企业之间的分工协同，创造出巨大的产业集群。

　　人和蜜蜂不同，蜜蜂分工不需要机制，人类社会需要复杂的机制，所以建立了巨大的分工体系，这个复杂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政府不能越位、不能缺位。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广东地市政府把握平衡的诀窍是，企业爬梯子，政府搭梯子。

　　打开推动创新的门与窗。从比较优势到创新优势关键在人才，人才在教育。大学是知识创造、知识积累的重要载体，广东转向创新发展需要补上高等教育的短板。高等教育要有引领科学发现和实现重大产业技术方向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有解决实践产业技术难题的技术大学以及高职院校。不同的人才分在不同的层次上，才能有效解决从0到1、从10到100、从100到10000的创新要求。广东就在全省办大学，广东是办大学最热的省。走高质量发展的路，离不开掌握了现代产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教育公平发展，支持落后地区建设应用型高校，增加优质学位供给。清远省职教城应运而生，全省二十几座高职院校到清远落地，着力打造一座可容纳25万高素质人口的新城，以人才优势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方政府往往陷入引进大项目的“烟囱竞争”之中。珠海编制“产业链图谱”发掘上下游关联企业。当小鹏汽车还没有准生证的时候，肇庆引进了小鹏。以整车厂吸引电池厂，宁德时代落地后吸引电池材料企业。一生二与二生三，先后引进100家中小配套企业。这是政府培育产业链的鲜活案例。政府搭了梯子，不用管选择哪个企业爬爬梯子，也不用教给企业如何爬梯子，现实中只要有梯子，企业乐于通过爬梯子获得竞争优势。企业爬梯子是创新政策、公共政策、产业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综合性的过程就植入。

　　让企业感觉对了。招商引资往往与产业政策有关，说到产业政策往往又离不开各种政策补贴和优惠扶植。可是在现实中，企业需要并不是优惠而是公平。在珠海有一个理念是，要让企业感觉对了。企业怎么感觉对了？就是在珠海办事和深圳是一样的，没差别，不受歧视、不受欺负，企业就来了。珠海的营商环境和深圳几乎没有差别。“之前也考察过其他城市，最终还是选择珠海高新区。这里的政府部门跟深圳的办事风格很像。”企业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并不复杂，既要能听到雷声也要见到雨点。说不如做，做要做得好，让企业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府搭了梯子，踩上去梯子不会塌，可以放心地往上爬。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路标’，没有‘路障’。这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也是体制机制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所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政府的公共政策通过创造高效率的管理体制机制，走向更加发达、高水平的政府管理，同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