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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我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一些地方官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超高层建筑救援也是世界性难题。据介绍，针对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车辆主要有三种：举高喷射消防车、云梯消防车、登高平台消防车。一般的消防车，最高施救高度仅40多米，目前我国云梯消防车最高救援高度为101米，而对于更高层的救援则只能依赖大楼本身的消防带、感烟喷淋系统、避难层，以及顶层的直升机。

　　今年引发社会热议的长沙“天空城市”，号称4个月能建好202层的地上建筑，就引发了社会对其安全性的质疑。业内人士分析，基于工期，“天空城市”很可能选用纯钢结构。而纯钢结构无法克服火灾的致命打击，会使超高层建筑救援陷入困境。

　　“美国911事件后，业界认识到纯钢结构的局限性，世界上的超高层建筑大都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抗震、防撞、耐火。”马泷介绍，目前超高层建筑均设计为“分区管理”，每百米为一个区间，并设避难层。遇到火灾，也是两个避难层之间有损失，除非建筑内部感烟喷淋等自救系统出现故障，或人员疏散无序产生踩踏事件，否则一般不会有人员伤亡。

　　除了建设，超高层建筑的管理维护也面临巨大挑战。超高层建筑一般会容纳上万人同时办公，对通风、供电、供暖、给排水、电梯等系统的要求也更高。为了减少高空气流扰动，超高层建筑一般都封闭运行，上海金茂大厦的空气流通和冷暖调节全靠一台功率高达28000千瓦的空调，相当于9000多台一般家用空调的功率总和。如果这台空调出现故障，就意味着全楼上万人都要在闷罐里工作。

　　造价昂贵、动辄近百部的电梯系统，更是维持超高层建筑健康运转的心脏。一旦“掉链子”，后果不堪设想。今年6月，世界上最高的住宅414米的阿联酋迪拜“公主塔”，电梯发生故障，住在顶层的富豪不得不爬97层楼才能到家。深圳京基100大厦的负责人坦言，大楼电梯每上下一次就花掉10元运管费。

　　“即便是清洗每栋高楼10万平方米左右的玻璃幕墙，也是个艰巨的任务。超高层建筑的超高，不仅是对建筑质量的要求，更是对管理品质的要求。它需要一整套现代化、精密化、智能化的运转系统，是传统楼宇管理所无法企及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说。

　　尽管超高层建筑面临的挑战众多，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村镇，也竖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

　　“受人口、土地、价格等因素制约，在中国东部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金融区，建设超高层建筑是一种必然。”马泷认为，在北京这样的人口高密度地区，150米应该成为建筑的普及高度。节省出的土地，可以更多地用于绿化、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完善宜居环境。

　　连续而紧凑的空间，是超高层建筑的最大优势。马泷介绍，与普通建筑相比，超高层建筑主要是结构和电梯增加了造价。200米至300米超高层建筑的单位成本，比100米以下的普通建筑要高40%至70%，300米至500米的单位成本，比100米以下的普通建筑要高70%到1.1倍。“在土地价格上涨的今天，建设300米以下的超高层建筑反而能通过提高容积率来更好地消化土地成本。”

　　追溯历史，缓解城区用地紧张，促进商业繁荣发展，是摩天大楼的建设初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旧金山兴建了13座摩天大楼，支撑其发展的主要是硅谷高科技企业及相关投资公司。以帝国大厦、世贸中心为代表的纽约超高层建筑群，不仅汇集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以及能源制造业巨头，创造了富可敌国的金融中心，更为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省”出了占地5000多亩的中央公园。

　　“超高层建筑一般以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的综合体居多，服务对象通常是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厂房最多只需要三四层高，只有像银行、保险、咨询、互联网等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城市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的地方，才需要集约型的高层建筑。”杨保军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有必要适度发展超高层建筑。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16万亿元，却已建成摩天大楼470座。这相当于中国以美国88%的摩天大楼数量，支撑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美国平均每座摩天大楼对应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近1500亿元，而中国的这一数据还不足500亿元。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以目前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到2022年仍无法达到美国2012年的规模。可按规划，届时我国已建成1318座摩天大楼。这意味着，每栋大楼支撑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目前美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是投资强度极低的粗放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说。